毛泽东与夫人江青、女儿李讷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是收录建国后毛泽东的讲话、谈话、手稿等最多的文献集，共13册。其中，有关江青的批示、书信、电报或诗词很多。透过这些文稿，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建国后毛泽东对江青态度的演变过程。

　　而对江青态度的变化，也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折射出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变化。

　　从建国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有批评，也有支持，但无意让她在中国政治舞台中扮演某种角色

　　1949年10月1日，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江青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然而，江青并不满足于仅仅照顾毛泽东的生活，她要在更大的程度上涉足政治。1950年1 月1日，江青致电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要求到新区“看一看”。4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并转告江青:“一月一日来电悉。同意你到新区看一看，但须得少奇同志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话，则应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由中央组织部写介绍信给新区党的组织。因此，还须和廖鲁言同志谈好，并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从这则电文中可以看出，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对江青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四年之后对 “游泳池问题”的处理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1954年，江青擅自提议给毛泽东修建游泳池，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无奈之下，江青于4月20日写信给毛泽东，对自己的行为作了检讨。

　　当然，这一时期江青的某些行为也曾获得毛泽东的赞许和支持。1951年夏，江青参加了由文化部、《人民日报》社组织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并参与起草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该文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亲笔作了15处重要修改，并在《人民日报》发表。可以肯定，毛泽东对江青在建国后第一场声势浩大的大批判运动中的作为是满意的。但是江青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提拔重用。

　　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批评减少，政治上的关心指导增多

　　1958 年到1963年，是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从《文稿》中我们可以看到涉及江青的内容陡然增多，这一时期涉及江青的文稿多达21篇。在所有 21篇文稿中，有19篇是转给江青材料的批示。比如，1958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一本刊有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的《红旗》杂志封面上批示:“江青，陆定一的文章极好，必须看，至少看两遍”。

　　1961年6月11日，毛泽东在《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改草案的指示》等两个文件上批示:“江青精读。两个好文件，可以为各级干部的学习材料。现在是一定要重新教育一切上中下干部的时候了。”

　　1963年9月26日，毛泽东将25日的《参考消息》批给江青，告诉她“第一版、第四版都要研究”，“只看不研究，毫无用处。并且要反复看几遍”。

　　从中可以看出，同建国初期相比，这一时期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已经有了很大转变。批评少了，关心指导多了。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有两条:一是江青职务的变更。1956年，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江青成为毛泽东的秘书，除负责照顾毛泽东的生活外，还负责收集和研究国际资料。二是党内高层在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对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成绩与问题的估计上出现分歧，客观上也给江青提供了可乘之机。

　　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政治上信任并倚重

　　从1964年至1969年九大召开，是毛泽东对江青信任、支持的5年。此时江青由幕后走到前台，在中国政坛迅速崛起。

　　江青在政坛上的崛起是从文艺领域开始的。

　　在上世纪50年代，江青就担任“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和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但基本上是只挂衔不干事。进入60年代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1964年5 月9日，林彪就部队文化艺术工作发表了一个谈话。6月4日，毛泽东在刊载这一谈话的《工作通讯》上批示:“江青阅。并于6月5日去找林彪同志谈一下，说我完全赞成他的意见，他的意见是很好的，并且很及时。”让江青去转达自己对林彪谈话的支持，这在客观上成了毛泽东鼓励江青由幕后走向前台的重要契机。仅仅过了十几天———6月23日，江青便在京戏现代戏观摩演出座谈会上发表了《谈京戏革命》的讲话。26日，毛泽东在江青讲话记录整理稿上批了5个字:“已阅，讲得好。”表明了支持的态度。从1964年8月到10月，他又连续四次将反映国内国际情况的材料转批给江青阅读。

　　在毛泽东酝酿发动 “文革”过程中，江青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正是她拉开了“文革”的序幕。1965年初，江青跑到上海，与张春桥密谋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经过七八个月的精心准备，由姚文元执笔写成《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于同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从而拉开了“文革”的序幕。对姚文元的文章以及江青出面组织这篇文章，毛泽东是支持的。

　　1966年4月，江青又参与起草了“五·一六通知”。5月28日江青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文革”爆发后，江青进一步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倚重。这一点，从他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那封著名的信中可见一斑。这封信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从篇幅看，它很长。《文稿》所收录的毛泽东致亲友或部下的信件一般都很短，往往是寥寥数语，至多二三百字。唯独致江青的这封信例外，洋洋洒洒，写了近两千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毛泽东对江青的信任。第二，从内容看，它涉及到林彪。当时，林彪正处在直线上升的时期，被视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而在此信中，毛泽东却透露出了对林彪的不满，这本身就说明了毛泽东对她的特殊信任。

　　在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对江青之所以持这种态度，有其深刻的背景与原因。从思想认识上看，进入上世纪60年代以后毛泽东的思想观念日渐趋“左”，这使他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产生了一系列分歧，而江青等人出于个人目的则投其所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认识表现出了与毛泽东的一致性。从策略上看，既然毛泽东认定党内已经出了修正主义，并形成了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就必然要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而斗争，就需要力量。于是，江青一伙便成为这样的力量。

　　上世纪70年代:疏远和抑制

　　江青在“九大”进入政治局之后，个人野心日渐暴露。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也随之转变为疏远和抑制。

　　毛泽东对江青的疏远，首先表现在他批给江青的材料或帮她修改的文稿、讲话越来越少。另一表现是他越来越不愿意同江青见面，仅1974年毛泽东就两次拒绝与江青相见。1974年2月9日，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批示:“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同时，批示有关部门限制江青的活动，并通过各种方式批评江青。

　　毛泽东为什么一改“文革”初期的态度，对江青采取疏远和抑制的态度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毛泽东逐渐觉察出江青有政治野心。第二，毛泽东觉察到江青在“文革”中拉帮结伙，搞宗派，担心其将来“闹事”。

　　纵观建国以后毛泽东对江青态度的演变，可以得出，江青在中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给党和国家乃至千家万户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毛泽东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实事求是地理清毛泽东和江青的特殊关系及其演变过程，既有益于澄清是非，也有益于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形象。

　　江青作为女人的一生，在追求自己理想的爱情生活中，是和毛主席有一段相对浪漫、相对幸福的美丽时光。

　　江青对毛泽东的爱是热烈的，是充满崇敬心情的，当时的毛泽东处于精力充沛自信心特别强的人生阶段，由于工作繁重，毛泽东心中那颗充满浪漫情怀的诗人气质被工作压到了心底，江青的青春靓丽和对他出于崇敬的激情，把毛泽东沉淀于心底的浪漫情怀激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