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本报记者　熊建

　　嘉　宾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董洪利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陈红彦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数据技术组副组长　包菊香

　　《荀子》、《后汉书》、《东坡乐府》、《稼轩长短句》、《昌黎先生集》……这些我们从小就念诵的大家之作历经千年仍旧墨迹如新、纸若新裁，书香味似乎能透过玻璃展柜扑鼻而来；精美的印制、大气的版式、疏朗的字体令观者无不啧啧称叹。

　　这些经历了多次“书厄”考验的善本珍品日前现身在国家珍贵古籍特展上。对于传统文化的载体——古籍，到底该如何看待其价值与意义？其生存现状又如何？该如何保护？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人士。

　　能否突破“纸寿千年”？

　　记者：南宋世彩堂的廖莹中，一生刻书很多，甚为精善，本次展览上的《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即为代表。相传世彩堂刊书“用墨皆杂泥金香麝为之”，以至于千载而下仍然新得让人难以置信，这是为什么呢？

　　陈红彦：书籍老化主要是酸化，指古籍纸张的主要成分——植物纤维素发生酸性水解，外在表现为纸张变黄和变脆，对古籍所造成的损蚀是非常严重的。据实验测算，PH值在5.0以下的文献，纸张将全面脆化，保存年限不会超过200年。

　　纸变脆了自然难以保存，而古时书籍用纸都是手工纸，造纸过程中没有酸性物质的侵蚀，造出的纸呈弱碱性，基本不含酸。因此寿命较长。所以我们看到近年来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文书，距今都一千六七百年了还很新，而且纸的韧性还很好。现在的机器纸都用木浆，会加强酸性，导致书籍寿命不永。

　　另外，古代政府藏书一般都是给皇上看，不怎么流通；私人藏书呢，更是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书籍。比如天一阁，不允许外姓人看书，几百年间只有一个例外，就是黄宗羲。这对于文化传播当然很不利，但正是因为藏书家们极端地爱护，这些古书才能生存至今。

　　董洪利：手工宣纸从宋代起就配有杀虫驱毒功能的天然植物制剂，具有防蠹作用。现存的很多宋版书至今完好，未见虫蠹迹象。吐鲁番出土文物中有一件已有1700多年历史的纸质文献，它突破了中国古代“纸寿千年”的限制，是中国古代造纸术的一个奇迹。

　　记者：古人说“纸寿千年”，现在宋刻本、元刻本已经接近这个期限了，它们现在的生存状况如何？

　　陈红彦：历史上天灾人祸不断破坏古籍，隋代牛弘有“五厄”之说，明代胡应麟有“续五厄”之说，近代祝文白则“再续五厄”。目前需要修复的古籍量很大，从全国来说，前两年做过一个统计，存世古籍大致有3000万册之多，经过普查数量可能还会增加。其中需要修复的占1/3左右，但程度不一样。所以我们这次普查的时候，除了做古籍定级外，也对破损程度定级。这两者结合起来，分步骤、分层次抢救那些最有价值、破损严重的古籍。

　　记者：具体程序是什么？

　　陈红彦：先普查，看哪些书是最急需要修的。这些年来我们一直遵循“抢救为主、治病为辅”的原则，非抢救不可的古书才进行修复，如果暂不影响生存的先放一放。因为修复技术不断发展，可能过一两年更新的技术、更新的理念出来，对古书更好，修复对书造成的负面影响越少。另外，在修复过程中采取最少干预原则，要求过程可逆，这样如果出现更好的修复技术，原来的修复痕迹都可以去掉。

　　董洪利：纸在恒温恒湿状态下保存时间才能更长一些，我有一天去国图看一部善本，蝴蝶装的，管理人员跟我讲：“董老师我跟您说，我们把这书从那个保存环境里拿出来让您看一下就损寿60年。”好家伙，看一次就损寿60年。

　　记者：古籍不让看，复印一下行不行？

　　董洪利：用我们现在的技术复制一页纸，损寿就不是60年的问题了，在复印机里一加热，好几百年的寿命就下去了。现在大多采取照相的手段，成本很高，看起来也费眼。

　　包菊香：古籍修复，是一项极为精细的工作。如果修复材料与原纸有别，初看似无大碍，但按照目前通行的看法，一件古籍的修复周期大约是二三百年。也就是说，修复材料同古籍原纸将共同度过二三百年的漫长岁月。其间，原纸与修复用纸在物理和化学性质方面的差异，都可能对古籍的命运产生一定的影响。

　　善本再造解决藏用矛盾

　　记者：特展原本定于6月14日到7月14日，实际展出时间却应观众之需延长了两次，直到7月28日才撤展。经典古籍对人们的吸引力可见一斑。

　　董洪利：盛世修文，古今皆同。历朝开国都会广收篇籍，征专人整理，校勘，精心刊刻，制定目录，妥善保藏。

　　古籍整理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其实是很大的范畴，是一个复杂的学科，包括版本鉴定、注释标点、利用保护等很多内容。分为载体的整理和内容的整理。以前学界偏重于内容的整理，对古籍修复不甚重视。

　　要知道，古籍实物的遗存是有震撼力量的。它作为标准、原貌的东西，一方面是整理古书的底本，一方面作为文物性的文化遗产来讲，比其实际内容更珍贵。我就感觉这些古籍中有一种气，让我觉得自己的根很扎实。我们国家文化上的根深深地扎在这些存世古籍里。没有它们，我们就没有文化的基础了。

　　记者：古籍特展结束后，那些善本又入库保藏，人们还是难得一见，该如何才能让民众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那股气的存在？

　　董洪利：有学者因为做版本研究需要看一些善本古籍，图书馆却将善本密藏起来，不让看。该学者就很有意见，他认为古籍就是为了利用的，藏着一点价值也发挥不出来，学术是天下公器嘛，为什么不让看？我了解了一些实际情况后，感觉对有些古籍，当我们国家的技术力量没有达到的时候，还是保存为好，不要轻易看。别忘了，看一眼、翻一页，60年哪。

　　记者：我想到乾陵迟迟不发掘也跟这个道理相类吧。因为现在的文物保护技术还不够先进，所以明知武则天陵墓中宝贝如山也还是以封存为上。

　　董洪利：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陈红彦：2002年国家开始投资搞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按照“具有较高文物价值、资料和艺术价值的珍稀罕见本”的原则，精心选取珍贵善本加以复制，采用中式线装方式和现代印刷技术，保留原书风貌。如今一期工程已经完成，二期即将启动。这样，那些久已绝版而又传世孤罕的古籍版本既可以原貌化身千百，永无失传之虞；又可广泛传播，便于读者披览，从而达到“继绝存真，传本扬学”的目标。

　　包菊香：唐代女诗人鱼玄机一生坎坷，其诗大多散佚，生平亦少为人知。《唐女郎鱼玄机诗》是至今保存鱼玄机的诗最多的一个本子，为南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所刻印。陈宅刻书历史上负有盛名，是历代藏书家倾力追求的善本，这次特展也有展出，不过大部分时间还是在保藏中。而通过中华再造善本，学者、读者就可以随时随地研读了。

　　近代张元济主持石印《四部丛刊》，收集古籍善本历十七八年，规模空前宏大，三编总计收书477种，119021卷，主持者仍产生“书囊无底，随时搜访，不取自足”的无奈。而“中华再造善本”所收宋元以来的版本数量远超《四部丛刊》。

　　北大开设古籍保护课程

　　记者：我听说我们国家古籍修复无论技术还是人才都与国际先进水平差不少，是这样吗？

　　包菊香：从公元417年的敦煌文献《律藏初分》到清代典籍，虽同称“古籍”，但用纸有麻纸、皮纸、竹纸之分，而每一类中各种纸张的纸性又千差万别。目前在国内，对古籍纸张的辨识，大多依靠经验判断。1985年，美国就应用航天设备进行图书去酸技术研究。而日本从上世纪70年代起，在纸张研究中就引入了自然科学的手段，不仅对古籍原纸进行数据分析以了解其特性，甚至造纸厂环境对纸张的影响都有研究。

　　根据近期掌握的情况，全国图书馆古籍修复人员不足100人，按比较快的工作进度，也需要近千年才能完成1000万册件古籍的修复任务。

　　另外，综合素质较低也是很严重的问题——国外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人员至少要大学毕业，比如在英国大英图书馆工作的古籍修复人员，很多都毕业于 Camberwell艺术学院的书籍保护专业。我们过去多为师傅带徒弟的传承，没有高层次的人才进入修复行业。据我所知，南京莫愁中等专业学校和金陵科技学院开设了古籍修复专业，但一个是中专、一个是大专。

　　记者：随着国家这些年对古籍保护事业投入的加大，这些不利因素会得到逐步消除，至少是弱化的吧？

　　陈红彦：文化部正要启动国家级修复中心的建设，对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的调研和标准的制定也在进行中。此举对于古籍修复意义重大。

　　董洪利：今年上半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和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联合开办了“古籍鉴定与保护”本科生课程，目前已经申请到了相应的研究生专业方向。可以说，古籍的整理与保护从中专、大专、本科到硕士的学历教育已初步搭建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