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毓秀和绮云书室——深圳行走之七

有的人去游行，有的人去管理游行，我坐上西去的中巴，前往宝安区西乡镇（尽管深圳已经全部城市化，镇改为街道办事处，但我还是不喜欢称呼“街道办事处”这个又长又蠢的行政术语，不如依旧称呼为“镇”好），我去寻找那个历尽沧桑的绮云书室。

（一）
天气难得的好，这样的周末让人神爽。公共汽车疾行在醉人的深南大道上，偶尔心里竟然想，要是这车能一直开下去该多好，沿着深南大道一直走到生命的终点，也是快事。
汽车驶进宝安，城市景观立刻发生了难以名状的变化，最突出的莫过于宝安的人多起来，路两侧到处都是人，提着包东奔西走糊口谋生的人始终映入眼里，深圳总是让人焦虑不堪。转过了一个立交桥，我的方位感完全消失，不得不拿出地图，我成了外来人，没事可做的乘客都转过头来看我，地图够大，把我的脑袋与他们好奇的眼神隔绝开来。我只是隐隐约约地知道绮云书屋的位置，断定不好从哪里下车合适，闪念之间，汽车就把我带到了终点站，司机告诉我，必须下车了。
三、四台摩托车围了过来，用白话问我去哪里，我摇摇头不搭他们的摩托，“嘟嘟嘟”地三两秒钟之内他们全部消失了。我要的是过程，我宁可自己找得累一些，找得辛苦一些，不希望直接登堂入室。一来做摩托车不安全，听说有女人搭了摩托车，摩托车再也不停下来，什么时候到达可以做案的地方什么时候停止，一旦停止，都是相对封闭的无人区；还有，公共汽车司机都不知道绮云书室，摩托仔想必也不会了解。立刻就走进了城中村，我对城中村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逼仄的空间压迫得人喘不过气来，人们都无奈地生活在这拥挤的水泥森林里，闲适和享受永远和这里无关。
“知道绮云书室在哪里么？”几乎所有的人都摇头。尽管我已身处在乐群村内，绮云书室和我同一片土地，但知道它的人竟然为零。嘈杂的巷子里人们做着各种买卖，除了挣钱，中国的老百姓对身外之物没有任何兴趣，这个讲求实利的民族不热衷什么行而上的虚幻的东西，历史在这个讲求生存的国度里没有什么价值，很容易被遗忘。可惜的是，没有历史文化，人们常常自我愚弄，听说游行队伍里有人高喊口号，“还我钓鱼台！还我钓鱼台！”喊口号的人把钓鱼台和钓鱼岛当作一回事了，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的窗口城市深圳。
“靓仔，进来洗洗么？”“进来玩玩么？”洗头房的小姐无聊地坐在门口对我眉飞色舞，示意我进去寻欢作乐。也难怪，我带着有色眼镜，四处查看，她们以为我是客人。小姐就这样拉生意，大家都见怪不怪，我微笑着路过一个又一个肮脏的卖肉堡垒。她们算社会的寄生虫吧？我自己算不算？

（二）
我终于依靠打听西乡小学的方式，找到了农民楼包围之中的绮云书室，因为绮云书室紧邻西乡小学，我后来才想到这一点。书室建于满清时期的1885 年，占地三千平米左右，现在已经全部划进西乡小学的校园里。周末放假，校园里静悄悄的，我问保安有关书室的情况，保安待人很好，立刻找来一大串钥匙，带我过去。
迎面而来的是个铁皮侧门，正门已经封住了，铁门上了锁。进了大堂，里面阴暗，采光不好，屋内的柱子都是选用整根红木制作，从地下一支而上，空旷的屋子里面什么都没有。保安又帮我打开了南面的一个木门，在里面的几间房梁上我找到了陈旧的艺术，木雕、石雕、砖雕堪称图案精美，不过遗存太少，不仔细发现，绮云书室不过是间普通的老房子而已。曾有人将绮云书室誉为“深圳的陈家祠”，我看言过其实，尤其在凋敝的今天。
绮云书室的主人是郑姚，当时依靠经营庞大的产业集团富甲一方，在香港、澳门、广州等地均累积了数量不菲的财富。郑姚的三子郑文治在北京户部做官，后辞官经商，在京津地区有房产200多间。财富只能煊赫一时，在历史潮流的跌宕之下终究要烟消云散，让绮云书室名传下来，仰赖郑文治的小女儿郑毓秀。
郑毓秀生于1891年，在绮云书室完成启蒙教育，后在北京进入新式学堂。14岁东渡日本求学，15岁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为反清反封建的革命志士。性格从小叛逆的郑毓秀置生死度外，并参与刺杀袁世凯和清廷大臣良弼；后来，郑毓秀远去巴黎求学，成为中国第一位法学女博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郑毓秀曾阻止陆征祥在卖国和约上签字。作为中国第一位女律师，郑毓秀一生从事妇女解放运动；在民国建立初期，作为起草民法的委员之一，将妇女婚姻自主权利第一次写进了法律条文之中。1959年，郑毓秀逝于美国洛杉矶。

（三）
没有什么能抵挡住历史的冲刷，更没有什么能抵挡住一个实用主义民族的屡屡清洗。站在空空如也的大堂，心绪起伏，每个人都是一颗行走的流星，在短暂的生命里都努力让自己灿烂，辉煌过后，一切归于沉寂。
解放后，绮云书室曾被租给皮革厂当厂房，租给粮站做杂物仓库。许多精美绝伦的建筑艺术被破坏洗劫一空，从残留的部分来看，当年书室一定蔚为壮观。中国人喜欢彻底的革命，喜欢推倒重来，凡事都求新，殊不知新旧交融，新往往就是旧。文明总是要遭到破坏之后，才重新回头进行保护，可惜，无论怎么保护，其神髓已不在。不仅仅是绮云书室，龙岗的大万世居，罗湖的元勋旧址都遭到同样的破坏。民族的生存和个人的生存一样，目的绝不仅仅只是拥有孔方兄，完整持续的修养对个人必不可少，完整持续的文明对民族更必不可少。

2004年城市进行“梳理行动”，由于有的部门工作人员对文物情况不了解，在宝安，一个祠堂和一个碉楼不幸被全盘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