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在香港居住。在新界和大屿山不少地方曾经发现新石器时代人类聚居的遗址。唐朝开元廿四年，香港属于循州。设立屯门军镇[1]，派员2000驻守来保护海上贸易。当时军队屯驻在今天的屯门，该区因而得名。及由于大步一带海面盛产珍珠，南汉刘氏遂于公元963年设官办珠场，称为媚川都，宋太祖赵匡胤灭南汉后明令禁止官方采珠。至元朝曾复采官珠，但受到士绅反对，不久又再次停办。明清两朝采珠事业时禁时驰，但仍不能回复至五代十国时的昌盛。

香港自唐朝至清朝康熙元年，即公元1662年止，香港的沥源，大奚山沙螺湾的土壤适合牙香树生长，所以种香及产香也慢慢发展起来，据考证明朝时由东莞南部、新安全境（包括香港）所有香树制品皆用木箱装好，经陆路运至尖沙头的香埗头（运香树制品码头）用小艇到石排湾，再用俗称大眼鸡的艚船至广州，再用陆路经南雄，越大庾岭，过赣江至九江市，再沿长江输往苏杭销售。公元1662年清朝为防犯沿海居民接济及明朝遗臣郑成功反攻，遂下迁海令，使种香及产香大受打击，即使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复界，亦难复旧观。

香港海岸线漫长，故香港多处皆适宜兴建盐场公元971年北宋开宝四年于今日的九龙湾一带设立官富场并派盐官驻守，负责产盐及统筹各小型盐场。公元 1183年(南宋孝宗淳熙10年5月29日)大奚山的私盐被禁引起公元1197年(南宋宁宗庆元三年)大奚山发生骚乱。南宋末年，两位小皇帝宋端宗赵是和宋帝昺赵昺被元朝军队逼迫逃到香港，据说曾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人称该处为宋王台。后来宋帝昺在梅蔚登基，因元军追赶，遂经浅湾循海路西渡前往新会。但当船只驶至今日广东新会崖门时，被元军赶到，陆秀夫于是背负8岁的赵昺跳海而死。

公元1514年（正德九年）葡萄牙派兵抵达并攻占屯门，遂于1521年（正德十六年）中葡战争爆发，战役持续了四十天，葡军陷入苦战，但仍未肯撤退更于6月27日增派两艘军舰从马六甲赶来增援，仍无法挽回败局。最后，他们决定把剩下的士兵集中到三艘军舰上，准备突围。9月8日早上，三舰试图天黑突围，不幸遇上中国的战船，双方又发生了激战，葡军寡不敌众，陷入了绝境。不久，海上刮起了风暴，敌舰因船体大，乘风逃脱，狼狈返回马六甲。但葡军不甘心失败，翌年四月，再派出由四艘军舰组成的舰队，路上又增加了两艘，企图重新占领屯门，于7月10日进犯中国海区。8月，两军在大奚山茜草湾附近对峙。由于中国海防实力已大大加强，此战从茜草湾海面一直打到了哨州[2]海面，中国海军缴获敌舰两艘，生擒舰长于都卢等官兵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人，明军大获全胜。

清代香港属新安县管辖。清廷为防沿海居民接济明朝遗臣郑成功，遂于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下令迁海，沿海居民须向内陆迁徙五十里，使居民家园尽失。加上实施海禁，香港本区受严重影响。迁海后渔盐业废置、田园荒芜，沿海居民深受迁海之苦，广东巡抚王来任、广东总督周有德请求复界。康熙八年(公元 1669年) 朝廷终允复界，本区居民陆续迁回。因此新界五族[3]于上水设立报德祠[4]恭奉两公该祠及邓族于岑田设立周王二公祠内设周王二公书院并每十年打醮一次以作答谢。

英治时期

早期统治
1842年，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大英帝国打败，并于翌年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将香港岛连同邻近的鸭脷洲割让与英国。1860年清廷再败于英法联军，被逼签下《北京条约》，把九龙半岛南部、经常对香港岛扰乱治安的地区连同邻近的昂船洲一同割让给英国。当时在九龙半岛上的新边界只用矮矮的铁丝网分割，位置就在今天的界限街。1898年，英国通过与清廷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及其他一系列租借条约，租借九龙半岛北部、新界和邻近的两百多个离岛但九龙砦城除外，租期99年。这一系列的租借和割让，形成了今日香港的边界。

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国民政府有意取消不平等条约。无奈国力不继，北伐的事情使国家政府无闲考虑取回香港的主权。但是，当时香港政府仍然开放中港边境，两地市民依然可以自由来往。当时不少香港人为了建设国家，除了捐钱回国以外，更身体力行的加入国民政府里工作。前国民政府外长伍廷芳就是当时香港的名流。

抗日期间
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在1938年登陆广东，并迅速占领与香港为邻的广州及附近地区并派间谍潜入香港调查英军的布防位置。香港的华人支持抗战，出钱出力，日本军政府为此表现不满，曾多次向英国的领事抗议。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数小时后，同时进攻马来亚及越过深圳河侵占香港。其间日本和加拿大及英印军发生多场激烈战事。最后由于驻港英军战力不足，1941年12月25日，当时的港督杨慕琦宣布向日本投降，开始了香港3年零8个月的日治时期。期间，日本人为方便统治，多次将港人迁回中国大陆。

抗战胜利及国共内战

香港殖民地最后的一面旗帜，由英国蓝旗和代表香港的殖民地徽所组成。
1945年香港重光（重见光明的意思）后，在中环和平纪念碑前升起中华民国及英国国旗抗战胜利以后，米字旗同时在香港港督府前升起。当时因国共内战开始，中华民国政府无力向英国政府取回公道。当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后，中、英双方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中方无意收回香港主权，也不干预前国民政府军民在香港的活动，用以换取英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1950年，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而后来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朝鲜战争与西方世界交恶，被西方国家禁运，使香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转运物资、征集资金、收集情况的唯一窗口。

1956年10月，九龙深水埗区发生右派工会暴乱，中华民国政府的情报人员从此被禁止进入香港。

继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大陆及受到同年11月于澳门的骚乱，迫使澳葡当局妥协的剌激，1967年，中国国内的红卫兵多次意图越过中港边境。后来左派公然响应国内造反派的号召，在香港多处策动暴乱。当时在香港街头放满写上“同胞勿近”的真假菠萝[5]，使香港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以“长期利用、充分打算”的方针，坚持不打算收回香港，使这一件事情得以平息。

经济起飞
经历过1960年代末的暴动，香港政府于1970年代初调整了政策方针，开始咨询华人的意见，逐步吸纳华人进入决策机制。1973年由于受国际石油危机的影响，香港经历了故灾和经济大衰退，恒生指数从1700多点暴跌至400多点。但自1974年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高速增长。1970年代中香港地铁开始动工，廉政公署成立，开始实施九年免费教育，并进一步扩展公共房屋计划，皆为香港未来的“经济奇迹”奠定基础，使香港于1980年代初成为世界著名的“亚洲四小龙”[6]之一。

1970年代初期，由于新界土地契约的问题，使香港政府不得不考虑香港前途的问题。英国政府曾经多次要求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延续新界的租约，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拒绝。不过在1970年代末，“香港前途问题”已成为中英两国正式议题，但谁先提出转移香港政权，外界一直众说纷纭；但不论谁先提出，香港前途问题为中英两国，揭开了近20年争拗的序幕。

香港在1970年代末至1997年20年来的经济起飞，归功于中国的开放改革。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于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11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一条战略决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这个决策既改变了新中国长期以来对外封闭的情况，也给香港经济发展的良机，让香港发挥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中介人角色，从而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

中英谈判
主条目：香港联系汇率制度, 1981年香港股灾, 和 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在1980年代初，英国曾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权”及“治权”，前者归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英国仍保留治权。不少香港传统上流社会的政治及商界精英，开始时亦支持有关建议。传统的英资公司，如汇丰银行、怡和洋行，亦曾参与游说工作。期间，1981年由当时的商界年青领袖李鹏飞率领当时香港的工商界精英组成“年青才俊团”前往北京交流，并得到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接见。当他们向邓小平提出有关建议时，被邓小平严辞指责，这种强烈反对及绝不让步的态度，令游说工作失败。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乘福克兰群岛战争大胜阿根廷之威，到北京提出继续“以主权换治权”作为方针，企图延续对香港的管治，但结果与之前“年青才俊团”一样，但中国稍微让步让香港人可享有“高度自治、港人治港”，这亦成了中英两国谈判时的唯一方针，亦因中方对收回香港立场强硬，其间香港的楼价、股市及港元汇价大幅度波动，更于1983年9月，出现港元危机，港元兑美元由1982年约6港元兑1美元跌至9.6港元兑1美元的历史低点。为挽救香港金融体系，香港政府于1983年10月15日宣布联系汇率制度[7]，港元再与美元挂勾，汇率定为7.8港元兑1美元。此后稳定下来，联系汇率制度一直实行至今，而作为英资首席财团—怡和，于1984年3月28日宣布迁册百慕大，这举动被政经界人士视为英国资金撤走的先兆及对中国收回香港的举动投不信任票。

1984年12月19日，中英双方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简称《中英联合声明》。根据这份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97年7月1日将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而香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上述协定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会依照邓小平所提出的“一国两制”政策，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主义制度不会在香港实行，并保证香港除外交及国防外，各方面都拥有高度自治。

回归后的香港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二期主条目：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过渡期在1997年6月30日结束，香港正式结束英国的殖民管治，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董建华为首任行政长官。然而，就在3个月后，东南亚及日、韩、台货币受外来冲击。香港亦不能幸免于难，地产产值大幅下跌、失业率由2%升至6%、经济增长率亦由正变负、恒生指数由1997年8月所创的16820点历史新高，下跌至翌年8月的6700点、银行同业拆息由被狙击前的数厘升至数十厘，当中隔夜利率更于1997年10月23日高见300厘。 1998年8月中，当时的财政司司长曾荫权、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会同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邝其志宣布动用外汇基金入市，试图扭转一年多恒生指数跌势，最后动用了1180亿港元成功击退以量子基金为首的炒家。随著1999年因当年因香港政府于1998年入市购入的“官股”而衍生出来的盈富基金加上美国的科网热吹至，香港股票市场再一次进入疯狂状态。恒生指数亦约12000点，上升至18300点历史新高，失业率由6%下降至4.5%，经济增长率上升10%，但随著美国的科网热减退，香港的科网泡沫亦随即破灭，及后于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香港交易所继87股灾停市四天后，宣布停巿一天。香港无可避免持续衰退，加上以往香港扮演中国转口港的优势受到上海、广州和深圳的挑战，而且面对经济转型和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令制造业北移，失业、通缩问题随之而来。政府连串政策失误和不擅建立良好的公关形象，令政府处于弱势，社会不满气氛与日俱增，这股衰退潮一直持续至2003年尾仍未竭止。

2003年春，由于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ARS）爆发，香港各方面大受打击；直至6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香港从“发生本地传染地区” 的名单中剔除。是次疫症中，香港有1755人感染，共299人死亡，经济损失无法估计，失业率升上至8.7%的历史新高。政府处理抗疫过程备受批评，市民由从前只着眼经济发展、转而开始关心本土政治。同年年中，政府就《香港基本法》第23条关于国家安全问题强行立法时，成为市民对政府施政不满的导火线，引发同年7月1日的50万人大游行及视为亲政府一方的自由党于此时突然宣布反对，政府才只好暂时搁置立法。游行过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对港政策，再次变成着重经济方面，如落实香港与中国大陆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以及推行“个人游”，容许中国大陆部分省市居民自由来港作短暂旅游，并落实兴建港珠澳大桥，巩固香港作为亚洲物流中心的地位。